又到了迎新年会高潮季，如果细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是耐人寻味的现象正在上演：一些不允登记注册，只能草根生长、松散在民间的“老乡会”，却能切中老乡的“乡愁”痛点，以此凝聚人心，办出规模宏大、环节丰富、甚至带有商业对接性质的年会，像极了“商会”的模样，不了解的人以为其就是“商会”；而一些历经筹备筛选、依法登记注册、架构完整的异地商会，成立时的红红火火已不在，年会日渐式微、差强人意，很难组织一个很像“商会”的年会，除了聚餐吃饭也很难有新意，甚至沦为“会长的俱乐部”，不仅会员吐槽，甚至老乡嘲讽。也就是：老乡会举办的迎新年会越来越像商会举办的、商会举办的迎新年会却越来越像老乡会举办的。显然，这是一种“角色错位”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种角色错位，不仅是关乎一场年会的热闹与否，而且是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当前异地商会在治理模式、服务模式以及价值认同方面的深刻变迁。

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一现象？我们从二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现象解析：表象背后的“神”与“形”

（一）、“商会”面临的困境：从“赋能平台”滑向“联谊饭局”

异地商会，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其设立初衷是“服务会员、自律维权、桥梁纽带”，“赋能”是各方的期待，也是这一平台的核心功能。然而，全国几万家的异地商会，成立时轰轰烈烈，随着时间推移，目前大部分却陷入了“二化一减”的困境：

1、行政化倾向：部分商会运作受少数核心领导（特别是会长）个人意志主导，决策缺乏民主和透明度，甚至会长“一言堂”，普通会员参与感低，年会甚至变成了“表彰会长功德”的年会或是“单纯吃喝”的年会。

2、空心化运营：许多商会会长把会长和秘书长工作一肩挑，秘书长形同虚设或成了“会长的秘书长”，缺乏足够数量的全职专职人员，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和持续的赋能能力。除了收会费和搞聚会，无法为会员企业提供可持续的、实质性的资源对接、政策解读、法律维权等服务。年会因此失去了展示成果、凝聚共识的核心内容，于是只能退化为单纯的聚餐也就不足为奇了。

3、凝聚力衰减：由于会长的主战场是在本企业的经营上，企业经营与商会运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会长既没时间和精力又没有商会运作专业知识，同时商会也缺乏专业的运营团队，服务缺位，因此会员对商会的认同感自然就降低，参与热情递减也是必然的，导致年会筹办经费不足、人员不齐，陷入恶性循环。

（二）、 “老乡会”的突围：从“情感寄托”升维“价值共同体”

非注册的“老乡会”，通常是基于地缘、乡情的纽带自发形成，组织是松散的，既无严格的章程，也无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和人员。但是其在年会组织上却能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究其因是源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精准的情感锚点：乡情乡愁是中国人几千年刻在骨子里的情感，老乡会正是紧紧抓住了在外漂泊同乡对“乡愁”的慰藉需求，提供了强烈的情感归属感。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天然信任，是任何商业逻辑都难以替代的“粘合剂”。

2、灵活的组织机制：老乡会通常依靠一帮热心、无私奉献的“义工”团队，采用AA制或自愿赞助，财务公开透明，决策灵活高效。这种“去中心化”或“轮值制”的模式，没有高高在上的会长，也没有分层固化的层级，反而激发了参与者的主人翁意识。

3、自发的商业萌芽：随着老乡间情感的加深和信任的建立，基于这种信任，商业合作也就水到渠成。一些活跃的老乡利用线上微信群或线下见面等多种方式开始自发地组织项目对接、资源互通共享，有的老乡会甚至设立互助基金、组织返乡公益活动等，其功能逐渐向商会靠拢，年会也因此有了更多展示合作成果和表彰贡献的内容。

二、 深度剖析：为何会出现这种“倒挂”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深度思考不难发现，这种倒挂错位现象是由组织属性、治理逻辑和服务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组织目标的差异与异化

商会的“初心异化”：商会是以促进会员企业发展为核心任务的联合性社会团体组织，会员才是商会的真正主人，本应该是“会员之家”、“会员的商会”。但现实中，部分商会偏离了这一目标，以“为会长服务”或“维持组织存在”作为首要任务，有的商会甚至成为“会长家的商会”，理事会、会员大会被会长等少数人架空，形同虚设，导致其“形似神不似”。

老乡会的“目标进化”：共同的地域情节，促使老乡们走到一起的初始目标只是“联络感情”、“抒发情绪”，但着联络增多，情感达到一定的深度，已不再只满足吃吃喝喝、说说家乡话，必然催生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如互助、经商、公益）。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推动其功能不断完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商会应具有的“形神兼备”。

（二）、治理模式的效能对比

商会的“制度僵化”： 正规商会虽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会员大会、理事会、日常办事机构、监事会），但在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甚至会长一言堂、少数人把控商会情况频现，导致“能者上不去，庸者下不来”，凝聚力自然就减弱。

老乡会的“活力驱动”： 老乡会虽无正式章程，但大家经常在一起相处，能够彼此的了解，能够依靠“贡献度”和“口碑”进行自我筛选。热心的人因付出而获得尊重，不作为者自然被边缘化。这种基于声誉和自然淘汰的机制，保证了老乡会的活力。

（三）、价值供给的错位

商会的“供给不足”：大多数会员加入商会，是为了获得商业机会、政策红利、社会地位、情绪价值等核心诉求而来，当商会无法提供这些“硬通货”时，其存在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会员于是产生心理落差，失望感也就自然而然产生。

老乡会的“情感溢价”：老乡会因其精准的锚点、灵活的组织机制，为老乡们提供了商会往往忽视的“情绪价值”和“信任资本”。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商业环境中，基于乡情的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宝贵资源。这种情感溢价催生了互助合作、促进了事业成长。

三、启示

“迎新年会”的景象，是异地商会作为社会组织生命力的一面镜子，照出强弱、照出在会员心目中的地位；老乡会的“商化”趋势，说明了市场对高效、互信、有温度的组织形态的需求。

而商会的“乡会化”危机，则警示我们：任何组织，无论其形式多么正规，如果不能为其成员创造真实的价值，就会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成员要么用手投票、要么用脚投票。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仅是异地商会自身的课题，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